济如何管理，如何避免官僚化,这又是另一个问题,所以我的设想是,如果在固安示范县实行这种政策,政府要做的应当是，不去干涉房子建或不建、建成怎样的问题,做好经济分配的监督，同时只提供指导性议建,将自由选择权交给农民。”

“至于城市工人阶级。”陈芸想了想说道:“如果实行分配，可以借用市场经济机制，提高月租，按苏联的搞法，五卢布实在实在太少了，连建设成本都收不回来，因此至少月租要能收回成本，等到成本回收完成之后，可以再免租。”

总理摇了摇头:“你这搞法有问题，租金这么高,那这房子是属于工人拥有,还是公有?如果工人退休前房子的建设成本还没有收回来怎么办?难道还要求工人继续缴纳?”陈芸却是坚持道:“只要工人依旧在居住,那就要缴纳，一直到缴清建设成本为止。此后，工人拥有房子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可以由家庭成员继承，但工人退出后,可以再由单位回收,若是未来重建,可以再分同等面积的房子，多余面积缴成本费，低于则由企业补偿。”

总理依旧摇了摇头:“企业效益不好，都快要倒闭了，到时—大堆的老旧住宅,必然会成为一个问题,最终结果还是由政府承担。”

“是啊。”陈芸思绪万千的说道:“商量来商量去，发现要将经济效益平衡起来,还真的非得搞房产市场制不可,否则这个分配不公的问题就无法解决。”

总理重重呼了口气,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了，现在房子分得爽，将来几十年后老住宅要怎么搞?全都是公有制的工人和公职人员,难不成看着房子倒了也不管?这肯定是不行的。同时还有居住条件改善的问题，随着人口增多，现阶段建的房子肯定是不合适的。

工人、公职人员分房子了，那城市居民呢?如今国家城市化程度还很低，就以首都为例，为了解决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住房问题，国家采用的办法就是分房子，将以前城市小资产阶级、富户、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派，甚至前清的遗老遗少的老宅子，都拿出来你家一间，他家一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

然而，总理现在也在方叶的报告中得知了首都的这种分配,到最后会形成什么样的情形,以至于到了21世纪，国家的首都很多人还住在老旧的胡同里,居住条件更是令人发指，一家几口人,几十年来,住二十几平米的事情屡见不鲜。

皇城里的居民们，说起来家家的房子都很值钱,但问题是,房子的产权太过复杂，大多数都是当年公有制分配给工人和公职人员留下来的老大难问题。

拆了吧,许多人家中只有十几、二十几平米,按市场制又买不起新房,而且新房子还在六环外，老百姓也不愿意搬离;不拆吧,居民的居住条件和香港的鸽子笼不惶多让，人民居住条件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衬。

拆要做的工作很多，代价大,很头痛,不拆又实在不像样子，左右为难,到了如今，上面干脆两眼一闭，稀里糊涂了事。

而方叶在报告中,更是指出,未来国家要大力进行城市化，这是发展的必然,可是城市化的钱从哪里来?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不搞房产市场制,那么这些钱就得国家投入，国家的钱又从哪里来?是公有制企业税收和对人民的税收,但是这些钱是全体人民的,为什么只投入城市?这种分配制度必将形成对其它阶级或阶层的严重剥削,是人为制造制度性的‘城乡二元化’。

方叶并不反对在当前国家工业奠基阶段，实行一段时间的‘城乡二元化’，这也是国家工业发展进行城市化时期的无奈之举,但应当认识到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在适当的时间,比如二五,最迟计划结束,这个方式就应当着手开始调整。

否则，必然是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发展进步很快,而农村依旧贫困异常，由此方叶提出了一个诛心之问，他在报告中反问道:‘是不是只有统治阶极及其群体才是人?割韭菜是要割到什么时候才结束?如果不能建立相对合理的分配制度,那么发展又是为了谁?’而后他更是意味深长的写道:‘义务工、爱国捐、附加税各种负担在农民和其它群体身上的税赋,现在收得爽,但欠的债总是要还的;今天可以发号召,人民会听,但号召到了几十年后,到时候人民还会不会仍旧相信,会不会反唇相讥，既而影响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这将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情。’言简意赅，一句话总结: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所以方叶的报告,写的房产市场制,实际上说的是分配问题，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循环的问题，而现下,整个国家因为工业建设的需要,实际上这套经济大循环到工人阶级、公职人员即结束，广大的农民群体唯—，有且只有自留地的一点产出，进行经济补贴。

到了后来,这一点自留地产出也不许交易了,卖就是走资派，极端时期养家禽超过三只都是走资,家庭富裕就是罪。

农民仅剩下的只有粮产,而国家还压价统购统销,西北部地区人均口粮留存250斤，然后留下家畜粮,其余的则全部上缴,这点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