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给予答复。”

报告是由林书记和张秘书共同署的名，因此这是一份交叉验证的报告，而且内容也并没有遮掩什么，看到的是什么样写的就是什么样。

报告中不仅仅是大食堂的问题,而且这种纯理论化的实践，还使得示范县的农业耕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可以预见1955年的夏收，固安县的粮食将会出现减产，预计产量可能只有往年七成的水平。

随着粮食的减少，乡镇村集体创办的养殖场，几乎全军覆没，官僚思想也在这种制度之下，飞速的产生，各种抛离政治，无道德下限的行径都在发生。虽说集体制度的正面作用仍在，但是理想化的集体制，事实已经证明失败了。

报告很快送到了主席处，主席看完后，随即要求在书记处和中央内部进行传阅，一份报告，将各位中央的高级首长们，看得震惊不已，这说明搞纯粹化的革命理论根本就行不通，这对于所有看到报告的人来说，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教育。

1955年三月下旬，国家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济，免除固安县一年粮税,从全省与国家粮库抽调一千万斤粮食紧急送往固安县。

同时国务院下发了指示，固安县的公共大食堂正式取消，对于集体耕种也要求因地制宜，由农民自愿选择集中耕种或是自耕,并且要求全国各地政府不得再进行类似的强制推行。

集体耕作有着它积极的一面，就如主席所设想的一般,那些革命烈士或失去劳动能力的家庭,集体耕作能够帮助他们恢复生产，照顾到了这些家庭,不至于让他们陷入绝望之中，同时也对土地的再度兼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生产水平低下的时期，这种集体耕作有着其理想主义的一面,政治或行政化的手段，造成的结果就是官僚主义横行，就如同刚开始的‘村民互助’—样，最开始进行‘互助运动’之时，国家只是进行推行，并没有进行强制要求，而到了后来，就演变成了政治运动。

那些反对‘村民互助’就被抓起来批斗，打上反革命的标记，从事物客观规律的角度来说，农村的集体耕种，在面对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形下，短期实行确实有利于农业的增长和农业劳动的提升，但是这种情况无法长期维持。

这个时期的集体耕种,在其制度层面很公平，所有人都要参加耕作劳动，大家一起上工一起下工，好像很美好，其实缺乏内部公平;比如某人，工作时磨洋工，或者出工不出力,但是分配时却一点也不能少，这对于那些出力劳作的人来说,这就是一种不公平。

从升华的角度说，这是个人牺牲小我，成就集体的大我，然而从发展的眼光看，如果一个制度，它需要靠着这种不公平的奉献、牺牲来维持,那么这就不是一个优秀的制度。

一个好的制度,因当是能够鉴别、纠正、预防不良,让那些付出的人得到公正的回报,而不是靠着这种持续的付出来追求某种集中的‘公平’，这种公平本身在一定的条件下，就缺乏公平与公正性,也在一定的程度上违反了人性。

如果这种制度不加以修订或改变，那么最终有一天，一直付出的人会越来越少，而获取分配利益的人则会越来越多，但大部分人都开始出工不出力时，无论是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还是社会的进步都会被其阻碍,这也是后来为什么‘大锅饭、大集体’搞不下去的原因。

方叶对于这一切都很清楚，但是他最多只能提供资料，也不方便说得更多，他总不能对领袖们说，这么搞不成，意在‘否定’领袖们的决策，这更是等于指出问题，而领袖们是没有问题的，若要总结描述的话，那也是因为‘理想主义’。

当方叶1953年来到北京之后，其后的两年,他参与的政治问题也越来越多，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对于个人并不是一个好的方面。

他在未来社会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多高的政治水平和觉悟,他在政治上发声越多，无论是给领袖群体还是他个人，带来的问题就越多，现在他已经将该给的资料都给了，所以从今往后最好的方式是闭嘴,而这也是他表示不想再参与政治议题的原因。

反右扩大化、放卫星、三年自然灾害,其后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政治事件和运动的背后，都有着其产生的深刻原因。

从升华的角度说，这是理想主义实践过程中的路线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国内外多重因素的交织下，也难免出现的权力之争，而这些都不是方叶能够决定的,参与进去对于他个人或家庭也没有半分好处，因此避开是一个最正确的‘利己’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