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天说》寄给刘禹锡，刘禹锡便写了三篇《天论》寄回，并说：这是你《天说》没有讲完的道理，我来讲。柳宗元读后回信说：我开始大喜，以为是能够让我茅塞顿开的新东西，详读五六日，也没发现什么跟我《天说》不同的地方。你不过是说，天并不能参与改变人间事，这不是我《天说》里早就讲过的吗？你的议论都是《天说》里已经发过的，你写这么多也是车轱辘话佐证《天说》，我是没看出来有什么新见卓识！你这人写文章，是文笔枝繁叶茂，道理七拐八绕！

&esp;&esp;永州治所零陵（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与朗州治所武陵（今湖南省常德市）距离并不远，难兄难弟。柳宗元写的是“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伧人不思还”，刘禹锡写的却是“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他在城墙拐角的更鼓楼边建了一栋竹楼，地偏人远，空乐鱼鸟。京城有人想叫他痛苦，他偏不。不忙着掰扯对与错，只忙着强身健体托关系找由头在朝廷里露脸。

&esp;&esp;他有这样强烈的行动力，更对所谓的“命运”嗤之以鼻，他更相信自己。柳宗元“肌革瘆懔（shèn l），毛发萧条”，“行则膝颤，坐则髀（bi）痹”，四处求告，别人泛泛宽慰几句，好些的再送些药石。刘禹锡一头扎进医书药典里，为柳宗元研究起强身健体治病的药方。他小时候背药典，是童子功。此时闲暇，续起来研究，时时寄来自己研习的药方，治肾虚，治脱发，治脚气（刘禹锡到晚年还手痒，替白居易治眼病）。再有时间，研究佛学与民俗。

&esp;&esp;刘禹锡的人生从来没有什么平顺的时候，家无高官显宦，只能靠他单枪匹马凭才学在京城闯出一番天地。刘禹锡给皇帝写信，巴结高门大族，考进士，考博学宏词科，考吏部取士科，终于得官，做了东宫太子校书。没过一年又因为父丧去职。等服丧期满，为了赚点钱，只能到当时的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里做个秘书。什么都要写，年节里朝廷发了面脂、口脂、春衣，谢表都是他来写。后来他又来到京城，有了正经官职，为了打点人情通关系，也还得兼职替人写文书，文集里好几卷是替武元衡、裴度等人写的公文。但越坎坷，他就越有无穷的斗志。他对自己有无穷的信心：是与非，不是他自己的错与对，全在时机。他要好好保养，等待时机，健康长寿就总有一天能回到长安去。

&esp;&esp;元和九年（814年）腊月，刘禹锡与柳宗元在差不多的时间接到诏书：诏回。从南方回到京城有两条路。一条“两都驿道”：出潼关经洛阳经汴河水道南行。第二条“蓝武驿道”：从蓝田、武关经过商山至邓州南行。两都驿道平坦易行，但很费时日，而蓝武驿道山路崎岖，却能更快到达。

&esp;&esp;柳宗元和刘禹锡选择了快速却艰难的这条。一路上春气萌动，黄昏时炊烟拂来已有暖意。仿佛都是好兆头。到达蓝桥驿时离长安还有不到百里，他们在驿站的墙上看见了同样被从贬谪地江陵诏回的元稹留给他们俩的诗：“心知魏阙无多地，十二琼楼百里西。”——京城与朝廷就在百里之外，快马加鞭，他们还能追上这失去的十年。再往前，到达灞上，元和十年（815年）的春花已开，与十一年前他离开的那个春天，几乎一模一样。柳宗元写下此时激动的心情：

&esp;&esp;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esp;&esp;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esp;&esp;——《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esp;&esp;这年他四十二岁，重新开始，也还来得及。

&esp;&esp;十

&esp;&esp;柳宗元回到长安的一个月并没有做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桃花落尽槿花开，听说朝廷正商量着让他和刘禹锡还是回尚书省去做员外郎，但一直没有得到正式任命。于是柳宗元清理祖宅，祭祀父母与亡妻，收拢散落各处的家传典籍，拜访故旧，一个月毫无知觉地溜走。

&esp;&esp;三月十四日时，朝中的任命毫无征兆地下来：柳宗元做柳州刺史（今广西柳州），刘禹锡做播州刺史（今贵州遵义），其他几个被诏回的“永贞革新”旧人也都通通任命远州刺史——四千里外北归人如今要向四千里外更远而去。

&esp;&esp;这样近乎戏耍的任命据说来源于刘禹锡的一首诗。在无所事事的一个月里，刘禹锡忙着与他年轻时在长安交下的故旧宴饮，游乐。他们去了以前曾去过的玄都观，是看花的好时节，刘禹锡终于没有被十一年的贬谪弄死，反而活蹦乱跳地回来了，得意地写道：“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esp;&esp;传说正当政的武元衡听说这首诗，想到自己曾经在朝廷议论是否诏回“八司马”时授意下属反对。他认为刘禹锡是在嘲讽他们：武元衡就是“刘郎去后”当政的“新贵”。本来朝中对于诏回“八司马”就议论纷纷